作家雪生逝世30周年了，我非常怀念他。

雪生是大家熟知和喜爱的作家。他是襄城县文学界的一们老同志，生于1922年，原名邓相，曾用名邓绍禹、邓中俊，河南省襄城县颍阳镇陈刘侯村人。早年在部队从事诗歌创作，后到地方做文学编辑工作。他为人耿直，勤于教诲，热心培育文学新人，为襄城文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
他擅长写诗，1948年他的抒情诗《布谷鸟》出版，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高歌。1949年他创作的诗歌《纱厂女工》，被上海唱片公司录制成唱片，流行于五、六十年代。1955年参与修筑鹰厦铁路时，在填海工地他创作了抒情长诗《合欢花》，歌颂铁道兵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修筑铁路的英雄事迹。他还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等报刊发表许多诗作，以诗意的语言，充沛的感情，生动的形象，明澈的思想，征服了一批批读者。

1979年7月，我高考落榜后回到了养育我20年的家乡——襄城县双庙公社岗孙大队，由于爱好写作，经俺大队在县城工作的杨西建引荐认识了敬慕已久的雪生老师。我在读高中时，在襄城县文化馆编印的《襄城文艺》刊物上读到他的一些诗歌和文章。能够认识他，感到非常高兴。此后，我经常向他请教，受益匪浅。他胸怀开阔， 宽容旷达。当时，听说他经历了不少磨难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仍然没有怨恨，坚强乐观。这深深地影响着我。

劳动之余，我坚持写作，经过筛选，准备了十多首诗歌和几篇文章，鼓足勇气，骑自行车进城第二次走进了襄城县人民文化馆《新芽》文艺编辑部。叩门之后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说明来意，把稿件拿出，他欣然接过，和蔼可亲地说：“好呀！没想到你还喜欢写诗。你把稿件留下，我看过后，给你写信。”中午，他挽留我吃饭，我们两到街上吃了一顿便饭——每人一碗丸子汤泡镆。至今我难以忘怀。

下午，我走出县文化馆回家，一路心想，没想到雪生老师这么平易近人。我感到，越是有学问的人，越是谦和。过了几天，我不仅收到他的来信，还收到了他给我寄的两本稿纸。他对我的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，指出了存在的缺点，鼓励我坚持写下去。后来，他应邀到我们大队学校讲写作课，我向他请教如何写好文章，他说，写文章要以先进为主、进步为主、光明为主。一要多读书，多读报刊上的好文章；二要多深入生活，细致观察；三要勤思考，多动笔。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，1980年第2期《新芽》文艺期刊刊登了我的第一篇文章《对话》，接着，又发表了诗歌《责任制调动积极性》和民间故事《龙王庙的传说》等文学作品。

为了繁荣群众文化 ，1983年初，时任大队团总支书记的我，在组织开展好群众读书活动的同时，发挥我能编、会写的特长，打算创办一份全县第一个大队级的文艺刊物《群众文艺》。我把这个想法写信告诉雪生老师后，他非常赞同和支持，并题写了三个刊头，让我们选择。他还写信鼓励说，你们一个大队办一个油印《群众文艺》刊物，在全县还是首次，是一件了不起的新生事物，希望你们坚持办下去，越办越好。在雪生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，我边劳动、边读书、边创作、边编印《群众文艺》刊物。通过办刊，不仅积累了知识，又升华了人生境界，开阔了视野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为以后我的文学创作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
雪生老师对人热情，无视出身门弟，不管男女老幼，只要好学，绝不拒之门外。在他那一间寝办合一的小屋里，每天从早到晚经常坐满了人，有的让他修改稿子，有的请他到乡下学校为学生上写作辅导课。

为培养文学新人，他先后创办了《襄城文艺》《新芽》文艺期刊和《蒲公英》文学小报，给业余作者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。1985年初，他当选为襄城县首届文学工作者协会副理事长（主持工作）后工作更加忙了，但他愿做老杆扶新竹，积极培养文学新人。对找他请教的业余作者，他热情接待，认真看稿，提出修改意见，好的作品除在县办文学刊物上发表外，还推荐到市级以上报刊杂志。有些乡下业余作者当天不能回去，他还热心安排住宿。

在雪生老师的辛勤培育下，我不仅走出田埂参加了农村信用社工作，还相继加入了县、市、省作家协会、河南省报告文学学会，当选为襄城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，出版了个人作品集《小溪之歌》和《岁月印记》。可以说，没有雪生老师的帮助和支持，我不会取得今天的战绩。

雪生老师热爱党、热爱人民，一直把人民当做母亲。垂暮之年，他不忘初心，在办好文学刊物的同时，又负责完成了中国民间文学襄城卷《民间故事集成》《民间歌谣集成》和《民间谚语集成》的编写任务，共计100多万字。他长期奔波在全县乡村学校，为师生们上辅导课，还编写出《关于写文章》的写作辅导教材，在少年儿童教育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，1986年被评为“河南省少年儿童教育先进作者”。1989年11月，在县委、县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怀下，他恢复公职并退休，翌年5月11日不幸病逝，终年68岁。

雪生老师虽然走了，但他的精神永存，永远激励着我们笔耕不辍，不断奋进。

（作者系河南省作协会员、襄城县作协副秘书长、本报主编）